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。经济增长模型从早期的哈罗德-多马模型,到新古典增长模型,再到剑桥增长模型,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。剑桥学派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上,强调收入分配的作用,提出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,应加强对储蓄率的调控,这一理论被称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。本文将从经济增长模型的发展脉络出发,重点解析剑桥学派的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内涵、关键特征以及对经济政策的启示。
早期哈罗德-多马增长模型存在均衡增长难题
哈罗德-多马增长模型是早期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一,其基本假定是生产要素中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,不存在技术进步。该模型存在着“刀刃均衡”的困境,即很难实现均衡增长。因为资本与劳动比例固定,当投资增加时,劳动力无法相应调整,导致比例失衡,增长停滞。这被认为是哈罗德-多马模型的主要局限。后来的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引入资本与劳动可变替代、技术进步等假定来解决这个难题,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。但哈罗德-多马模型首次从动态角度研究经济增长,对后续增长理论产生重要启发和影响。其均衡增长困境也促使经济学家不断完善增长模型,以更好解释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。
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
相对于早期哈罗德-多马固定资本与劳动比例的假定,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扩展,允许资本与劳动的比例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,以实现充分就业,避免“刀刃均衡”困境。新古典模型还引入了技术进步因素,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。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,经济可长期保持增长。新古典模型强调资本形成、技术创新等要素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,髙于劳动力增长。它相信市场机制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充分就业。所以,新古典增长模型为解决早期模型的均衡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。但该模型的理论前提也受到质疑,如技术进步的外生性和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假设等。
剑桥增长模型关注收入分配和储蓄率
剑桥增长模型的一个创新点是强调收入分配的作用,提出储蓄率会随收入分配变化而变动。该模型将社会划分为工薪阶层和获利阶层,获利者储蓄率高于工薪者。当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上升时,社会平均储蓄率就会增加。因而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影响储蓄和投资,增强经济增长动力。剑桥模型反对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市场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,认为要依靠国家干预收入分配。该模型从收入分配视角研究增长,揭示了分配与增长的内在联系,对政策制定也有重要启发意义。
新剑桥模型将储蓄率内生化
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在剑桥模型的基础上,进一步将储蓄率视为内生变量,而不是外生给定的常数。它强调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比例来影响储蓄率水平,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。该模型表明,当利润收入占比上升时,储蓄率会提高,从而带动更多投资和更快增长。这启发了经济政策应更多关注收入分配结构调整。新剑桥模型的这一储蓄率内生化处理,使增长模型更符合现实,也为剑桥学派与新古典学派在增长理论上的论战提供了新的视角。其储蓄率内生化机制也为当代经济增长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。
新剑桥模型为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
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收入分配比例调节的作用,这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该模型反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市场自我调节、不需政府干预的观点。它认为应通过调控收入分配结构来影响社会储蓄率,提高经济增长水平。这意味着政府应采取包括财政、货币等手段改变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关系,具体政策可以是税制调整、工资政策等。新剑桥模型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如收入均等化、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。其政策启示在当今收入分配失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也较有现实意义。
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剑桥学派继续深化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结果,其创新点在于将储蓄率内生化,强调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储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。这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,也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。新剑桥模型在处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问题上有独特贡献,对当前经济形势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。
